; 原来,蒋介石要卢汉下令枪毙在“九九整肃”中逮捕的人员,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对卢汉下了“从轻处理”的命令。卢汉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公开与蒋介石唱起了对台戏。蒋介石怒不可遏,对张群命令:“马上撤销卢汉的云南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张群却认为:“如果现在撤了卢汉,势必使云南局势更加混乱,将影响‘应变计划’的实施啊”
所谓的“应变计划”,就是蒋介石制定的将云南省政府迁往靠近滇缅边界的保山县,建立反共根据地的计划。
蒋介石听了张群的话后,稍微平静了一些,反问:“依你的意思呢?”
“我看还是不要撤换卢汉。我去昆明一趟,说服他尽快西迁。等胡宗南的队伍赶到云南之后,再另做安排目前还是先稳住卢汉,让他与我们一同实行‘应变计划’,方为上策。”
蒋介石想了想:“目前共党距昆明还很远,而且云南还有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谅他卢汉也不敢怎样,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当天下午,心存狐疑的沈醉接到张群邀其晚十时去卢汉公馆开会的通知。沈醉担心张群被卢汉扣押,亲自往卢公馆打电话找张群以借问开会内容为由,想摸清虚实。接电话的人回答:“张长官正有事,不能来接电话,你有什么事等十时来开会时再说。”沈醉还不放心,又给卢公馆对面的据点打电话,询问有无异常情况,负责监视的特务回答:“卢公馆正在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各国驻滇领事,宾客如云,情况正常。”尽管如此,他还是召集部下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形势,嘱咐副处长胥光辅:“如果我十一时以后还回不来,又无电话,你立即携全处人员、电台及武器弹药前往二十六军军部。”
沈醉从来没有如此忐忑不安,他看看夜光表,已经八时一刻了,他把手枪、证件、钢笔等物件都交给胥光辅,只带了十两黄金在身上,然后与部下一一握手而别。他发动了汽车,突然又熄了火,他打开车门出来,对胥光辅说:“我这辆新车留给你,一旦有变故,还可以跑快一些,我开你的吉普车去。”
沈醉把车开得很慢,他抽着烟,终于来到了灯火辉煌的卢公馆,他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一切正常,于是便把车开了进去,刚熄了火,正要下车时,发现黑暗中有两个持枪的卫士,心里一惊,立即又发动汽车想倒出去,就在这一瞬间,大门已经关闭了,沈醉只好硬着头皮下了车往客厅走。才到门口,就看见张群垂头坐在沙发里,还未来得及打招呼,就被门前的一个卫士拦住,客气地说:“请到里面会客室休息。”
张群闻声抬起头,冲着沈醉滑稽地两手一摊,伸出舌头,还耸了耸肩。沈醉知道有变,迅速向走廊上的一部电话奔过去,抓起话筒,那个卫士过来:“对不起,电话线断了。”
沈醉不情愿地进了小客厅,见李弥、余程万和二十六军师长石补天等都在这里,正想告诉他们:这是卢汉的陷阱。话未出口,十几名持枪的士兵一拥而入,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于是,沈醉和客厅里的人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卢汉起义了。
这一夜,沈醉彻底失眠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条是顽抗到底,凭自己一身功夫,伺机夺一把枪,拼个鱼死网破。如果这样,将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第二条,是按毛人凤所说的学王佐,假投降,真反共,混进**队伍做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蒋介石卷土重来,再大干一场。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毛人凤一手造成的,再为毛人凤送死是万万不甘心的;第三条路,是真起义、真投降,号召云南的特务及其武装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文件,争取宽大处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走第三条路。
东方发白,沈醉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在卢汉宣布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字,又以个人名义专门拟就致云南区所有特务人员的通电,要求:“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唯一自新良机。”
与此同时,沈醉还供出了与张群同机抵达昆明,准备转机赴台湾的徐远举等西南大特务头子的下榻之处,卢汉派人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原以为自己很快会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就在卢汉宣布云南起义的第三天,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并未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的指挥,反而开始进攻昆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石补天,希望他们去约束部队。但这些家伙回到部队后,变本加厉地进行反攻;台湾派来的飞机也轰炸市区,配合行动。卢汉担心释放了沈醉等人,万一与李弥等人一样翻脸不认账,将会造成更被动的局面,于是将沈醉等关押在陆军监狱之中。
一九五零年三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实行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手续时,将沈醉等人当成要犯,交给了军管会。同年十二月底,沈醉被押解到重庆白公馆。
沈醉住进了曾关押过叶挺将军的牢房。所长派人去给他打开脚镣手铐,押送人员因把钥匙丢了,急得满头大汗。居然要用锯来锯。沈醉笑着问:“真的要解掉我的手铐吗?”
所长说:“当然,之所以给你带上,是怕你在路上跑掉嘛。”
沈醉走到床边,从席上折下一根竹篾,轻轻地往锁孔里一捅,只听见“啪嗒”一声,手铐竟然开了。所长和押送人员都大吃一惊。
沈醉笑了笑:“要跑,还等到今天。”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沈醉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
不久,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陈毅、罗瑞卿分别接见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你们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反倒给我当了义务随从。”周总理风趣地对沈醉说道。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沈醉曾亲自带领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活动。
沈醉向总理请罪。周总理却道:“共产党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特赦你们,是希望你们今后能好好做人,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又问:“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
周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你看到听到的那些阻碍**、屠杀**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写出来。让后人知道**的艰难和反**的残暴,使大家懂得**胜利来之不易……”
于是,沈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部书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后来香港几家报纸相继转载,一下子激起了台湾国民党的恼怒。
起先,毛人凤以为沈醉在云南“舍身殉国”了,便对蒋介石说:“我的手下个个对党国忠心耿耿。”可这些文章如箭似刀般扎在了蒋介石的心窝,他大为光火,对毛人凤怒骂:“这就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忠实的干部连他都被共党挖了过去,你们真是饭桶”
一九七九年,沈醉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档案材料被送到北京,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立即宣布沈醉由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沈醉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他来到香港,与阔别多年的妻女团聚。过去的老友拿着一篇《香港时报》刊载的《戳穿沈某可耻目的》的文章来给他看,上面骂他“叛党叛国,投降敌人”。沈醉一笑,将报纸放在一边,他说:“我想,台湾省的人民不会骂我,全中国十几亿的人民更不会骂我。我要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全国十亿人民唾弃了的国民党和全世界都不承认的中华民国,我该不该叛?全国人民热爱的共产党,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应不应该投降?……”
看完沈醉前世的简历,我想大家就应该明白了这一世的张心为什么会这么的倚重和拉拢沈醉了,除了沈醉的能力是十分的出色之外,那就是因为沈醉的重情重义。
“于副局长,我去吧,我带人去找戴老板。”在所有的目光中沈醉站了起来,对着于洁说到。
“好的,这件事情我马上的会向委员长汇报,这个时候,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来捣乱,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团体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的要团结起来,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大家明白么。”于洁这个时候对着在座的人说到。
就这样,这个会议不想之前一样,有那么的扯皮,而是沈醉直接的就站了出来,所以打击就非常的轻松了。
“另外,各位,我知道大家现在有很多的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在局里面坐镇,这件事情,我需要马上的去向委员长汇报,所以大家就在着了等我一下好了,”于洁这个时候继续的向着各位说到。
“于副局长,在我回来之前,张副委员长说,他要赶回来,我们是不是等张副委员长回来再说呢。”但是,刚刚等于洁说完,郑介民就对着于洁说到。
“你说什么,张心要回来,”于洁一听郑介民的话,就愣了,因为他知道郑介民说的是谁,别看张心现在只是在三人委员会议里面工作,但是,底下的人见了张心还是称呼他为张副委员长。
“是的,我来之前的时候,张副委员长正在北平,当时他正有事情,说是办完事情,他就回来,”郑介民向于洁汇报到。
“哦,他那件事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呢,再说我估计张心不知道我回来,所以他才这么说的,要是知道我回来的话,他估计就不回来了,但是这件事情耽误不得,耀全,齐五,你们两个陪我现在去见委员长。乃建,现在我们三个人去见委员长,这里的事情先由你来负责,有什么事情你和兆民商量着办,我们去去就回。”张心这个时候对着唐纵说到,这个唐纵也是前世的在戴笠死后的军统三大派系之一的领袖。而让唐纵于他商量的人是刚刚回国的康泽。
“于副局长,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唐纵这个时候听到了于洁这么说以后非常的高兴,刚才于洁没有说要带他去见蒋介石的那个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
“对了,念观,你先不要离开呢,等我从委员长的办公室回来之后,你和毅英一起到会议室里面来见我。”说完,张心对着另外一个挂着中将军衔的人说到,而且这个中将军衔在这些人里面十分的显眼,因为,此时的军统局里面,挂上中将军衔的没有几个,除了于洁以外,就是戴笠了,而且戴笠还是少将军衔享受中将待遇的一个军衔,所以还不能说戴笠就是中将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式和沈醉齐名的号称军统六大金刚之一的文强,而此时的军统六大金刚,除了沈醉和文强以外,已经没有或者的了。
而文强这个人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文强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十七岁的时候就拜见过中山先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文强在一九二四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一九二五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一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文强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花圆圆寿寿”,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二十三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脱党。
而在北伐战争前夕,文强被分配到国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同年九月,文强到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一九二七年三月,脱离杨部,奔至武汉,回到武汉后,文强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八月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春,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关系。在成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他被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第二团进行兵运工作,其掩护身份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一九二九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
一九三零年十月,文强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秋,文强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被地下党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出逃过程时,被省委主要领导误解,给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一气之下,与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三六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一九三七年八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一九四零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一九四二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