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九章

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主席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而与叶挺将军同机失事的还有几位非常重要的领导，尤其是博古和王若飞。

    王若飞。一八九六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和讨袁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六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四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回国，先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一九二六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失败后，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一九三七年五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八月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一九三八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九四零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十一月起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周恩来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博古，更是作为我们之前的最高领导人来出现的。

    博古，本名秦邦宪，一九零七年生于浙江省杭州。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中国江苏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之一。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政府围剿中，与周恩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三人团主持军事决策。据称博古等人过于听从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延安时期继续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与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贡献。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党最高领导人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重要人物，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当时站在红一方面军一边。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博古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一九三零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一年四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三年到中央**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一九二五年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家乡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一九三七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市出版党的日报《新华日报》。秦邦宪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常委、组织部长，《新华日报》的董事，经常给《新华日报》写稿。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他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一九四儿年三月十七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终于抓住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与博古召开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评，毛主席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毛主席参阅，毛主席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这是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一九四三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七月八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毛主席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博古写了专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报纸起这么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毛主席旗帜”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V